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1-06-18 08:29:02
北大二院舊影，圖中右邊帶拱券外廊的是數學系樓，1919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此樓第16教室聆聽了李大釗的演講。（圖片來源：北京大學校史館網站）
近期，北大二院舊址開放，同步推出“偉大開篇——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組織專題展”。北大二院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組織重要的活動地點，讓我們走進北大二院。
紅樓邊的北大二院
1918年，北大紅樓建成，這座連同地下室一共五層的磚木結構建筑由紅磚砌成，屋頂也由紅瓦覆蓋，因此被人們稱為“紅樓”。紅樓在當時不僅是北京大學的地標性建筑，也是北京城內一座充滿時代氣息的建筑。
北京大學的校部、文科院系、圖書館都設在紅樓內。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等開風氣之先的人物頻繁現身在紅樓中，使紅樓注定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不容忽視的地方。紅樓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馬克思主義研究與傳播的重鎮，也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發祥地之一。1920年10月，在紅樓一層東南角李大釗的辦公室內，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正式成立。
同樣是在1920年，在蔡元培的組織下，北大經歷了一次學制改革，廢除按舊體制建立的文、理、法三科，改組為五部，部相當于學院，各部下設學系。紅樓在此次改革中，改為“北京大學第一院”。
北京大學第二院，距離第一院不過五百米。沙灘后街55號，這里就是昔日的北京大學第二院。第二院的建筑遺存，書寫了一個更深遠的歷史脈絡，這就要從京師大學堂講起了。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這是維新變法僅存的碩果。京師大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綜合性高等學府，它最初的辦學地點是從乾隆皇帝四女和嘉公主府撥出的空閑府第，后來又新建了一些建筑，其中最重要的是1904年建成的一座兩層磚木結構樓，它在建筑風格上與紅樓相似，后改稱北京大學第二院數學系樓。
北京大學第二院建筑遺存，現包括和嘉公主府正殿、公主樓等清式建筑，數學系樓，“西齋”十四排中式平房。從公主府到京師大學堂再到北京大學，從傳統中國建筑到現代建筑，不論是從建筑功能，還是從建筑風格上來看，北京大學第二院揭示了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變遷歷程。在近代中國歷史中，大學的作用至關重要，它培養了具有新觀念新技能的人才，成為時代潮流的引領者。
毛澤東在這里聽李大釗演講
1919年3月10日晚，北京大學第二院數學系樓第16教室，一位從湖南來的年輕人，在這里聆聽了李大釗的演講。這位湖南來的年輕人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是在1918年8月來到北京的，這是他第一次來京，最初住在他的老師楊昌濟家中，楊昌濟曾在湖南一師教書，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后來毛澤東與蔡和森、蕭子升等人租住在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8號一間小房子中，冬天眾人擠在炕上睡，翻身都要先跟旁邊的人打個招呼。
這個簡陋的住所離紅樓、數學系樓都很近。在北大圖書館擔任管理員期間，他認識了李大釗，1936年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說自己這時“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除了閱讀相關書籍外，聽講座也是朝馬克思主義方向發展的重要手段。在兼容并包的學術氛圍下，北大成為新舊思潮交鋒的中心，既有維護國粹尊嚴的講座，也有宣揚革命主張的講座。
李大釗在1919年3月10日于數學系樓發表的演講，題為“新舊思潮之激戰”。我們今天仍能獲知其主要內容，這是邀請舊思潮論戰的戰書，李大釗認為“宇宙的進化，全仗新舊二種思潮，互相挽進……這兩種思潮，都應該知道須和他反對的一方面并存同進，不可妄想滅盡反對的勢力，以求獨自橫行的道理”，李大釗自覺用辯證的觀點看待新舊思潮的論爭。面對舊思潮總是援引思想以外的勢力來針對新思潮，李大釗言辭激切地表示：“我今正告那些頑舊鬼祟、抱著腐敗思想的人：你們應該本著你們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地出來同這新派思想家辯駁、討論。公眾比一個人的聰明質量廣、方面多，總可以判斷出來誰是誰非。”真理不辯不明，馬克思主義的脫穎而出，也正是經歷了一輪又一輪與其他思潮的正面較量。
這場演講的主辦方是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當時主持工作的是邵飄萍。毛澤東曾有一個當記者的理想，到北京后，他在新聞學研究會聽講半年，還獲得了相關的證書。對于邵飄萍，毛澤東日后回憶道：“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一個具有熱烈的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
這場演講兩個月后，五四運動爆發，當時毛澤東已經回到了湖南。1919年12月，毛澤東再次來到北京，這一次是為了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而到北京尋求各方支持。毛澤東回憶第二次進京時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1920年夏，毛澤東認為自己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亢慕義齋就設在北大二院
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時，讀到曾使他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的三本書，其中一本就是偉大的《共產黨宣言》。
毛澤東當時住在北長街99號的福佑寺內，為了擴大驅張運動的輿論，毛澤東創辦了“平民通信社”，自任社長，社址就在福佑寺。1920年1月4日，曾在湖南一師教過毛澤東的黎錦熙前來拜訪，據他回憶，毛澤東“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很長的香案，左邊是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機和通訊稿件……右邊是一大堆關于社會主義的新書刊，我在這里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的全文。”
《共產黨宣言》最著名的中文譯本是陳望道譯本，黎錦熙在1920年1月讀到的不是陳望道譯本，因為陳望道譯本是在1920年8月出版發行的。陳望道譯本問世后，毛澤東曾仔細閱讀。
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時，獲得馬克思主義書籍的渠道之一是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主持下，一批初步具有共產主義信仰的知識分子，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北大校長蔡元培撥出第二院西齋的兩間房子作為研究會的活動地點，這就是“亢慕義齋”（亢慕義是共產主義的英文Communism的音譯），一間作為辦公室，一間作為圖書館。
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7月成立后，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也于同年11月正式對外宣布成立。1922年2月2日，研究會在《北京大學日刊》上介紹了其研究方法和十個關心的話題，研究會同仁已有三項特別研究，分別是勞動運動研究、《共產黨宣言》研究和遠東問題研究。研究會日后也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并且是從德文直接翻譯過來的。多種《共產黨宣言》的譯本并行，反映了時人對馬克思主義熱切的了解愿望。
研究會直到1925年還在活動，會員骨干后來大多投身到革命事業中，加入了早期的黨團組織。1920年11月，在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領導下，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北大紅樓成立，北大二院是其主要活動地點。
隨著團員的增加，團員成分更加復雜，同時由于缺少領導骨干和活動經費，1921年5月后，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一度處于停滯狀態。黨的一大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成立，對北京的團組織進行了整頓，1921年12月，北京的團組織恢復活動，北大二院仍是其主要活動地點。
北京的團組織恢復活動后，創辦了刊物《先驅》，后來《先驅》成為團中央的機關刊。在1922年1月15日《先驅》發刊詞中，編者宣布“本刊的任務是努力喚醒國民的自覺”，鏟除種種舊習慣，而代之以創造的精神，有了這種創造的精神，“我們達到理想的社會——共產主義的社會——的道路，也就容易得多了”。標出高遠的理想固然讓人激動不已，但若不能腳踏實地，任何理想都無法實現。編者也知道這一點，故而表明當下《先驅》的任務是“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
腳下是泥土與大地，眼里是星辰與大海。一百年前，那些在北大紅樓與北大二院學習、工作過的進步的中國人，以其自身的經歷回答了《先驅》的問題，他們是真正的先驅者。（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