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艾四林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1-09-14 08:30:54
2021年8月5日，北京，觀眾在國家圖書館觀看展出的不同版本的《共產黨宣言》。（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2400多萬字、100余位專家學者與編輯團隊共同完成……近日，《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傳播通考》（100卷）全部出版。叢書收集、整理、考證了1949年以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主要經典文本，系統反映了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期間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文獻傳播的歷程。
為何要對經典著作進行考證研究？黨員干部應如何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本報就此對話叢書主編——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院長艾四林。
通過研究經典著作的版本、譯文、文本，揭示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學習、理解、接受、運用的過程
記者：《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傳播通考》（下稱《通考》）有100卷、2400多萬字，為何要下如此大力氣來收集、整理、考證這些經典文本？
艾四林：黨的百年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歷史，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在中國不斷傳播推廣、發揚光大的歷史。《通考》收集了我國1949年以前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中文譯本，我們對這些經典著作的版本、譯文、文本逐本進行考證研究、比較分析，原汁原味地反映每一本經典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傳播的過程；具體地揭示了每一本經典著作背后的故事，通過對譯文、版本、術語發展變化的比較，揭示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學習、理解、接受、運用的完整過程，揭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邏輯，讓讀者更加具體和真切地感受到真理的力量，感受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力量。
我們之所以要開展這項工作，有幾方面考慮：
一是回答實踐中提出的問題，幫助人們更加準確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為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提供理論資源。為回答時代面臨的課題，多年來我國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本”“文本翻譯”“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研討。在研究問題中，大家明顯感覺到，要討論清楚這些基本問題，涉及對經典文本基本概念的理解；而經典文本在歷史上又有多種，比如，《共產黨宣言》，在1949年以前就有6個完整譯本。我們把這些文本都收集起來，就可以供大家做比較研究。通過文本的歷史比較研究，就可以更加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術語背后的基本思想，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回答實踐中提出的問題。
二是回答理論發展中的問題，推進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乃至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自身看，也需要大力加強經典文本的收集整理工作。比如，要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就必須首先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出版、學習、運用等過程。又如，要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就需要了解我國現代思想史上哲學社會科學的主要術語是怎樣形成的，而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翻譯在其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把這些經典文本收集起來并做比較研究，就可以深入了解我國話語體系、學術體系的形成史，從而為今天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服務。
三是為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教學的學理性建設作出努力。要加強理論課的學理性，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加強對經典文獻的考證研究，是重要舉措。只有把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收集整理起來并做深入的考證研究，才能把馬克思主義學問做大，才能把經典著作中的思想觀點講深，并能夠從文本的歷史比較、國際比較中把握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光輝歷程、豐富內涵和歷史經驗，從而為進一步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教學提供深厚的思想資源和學理支撐。
經典著作的譯本沉淀著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執著追求、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和走向的理解把握
記者：這套叢書的編寫思路是什么？
艾四林：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與遼寧出版集團合作，邀請國內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翻譯家、出版家擔任顧問，組織黨史、文獻、高校、國家“馬工程”權威專家，經過了四年多的努力，順利完成了《通考》100卷的編寫和出版工作。
以通考這種方法對百年來中文版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進行考據和整理性研究，這還是第一次。“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傳播通考”是一個跨學科、跨專業、綜合性、基礎性的概念，它是馬克思主義學科的范疇，但也是文獻學、傳播學、翻譯學、語言學、歷史學、文化學、思想史等學科的概念。這里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主要是指中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斯大林的重要著作也適當列入。這些經典文獻在中國的翻譯傳播，如果從1899年初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共產黨宣言》的片段文字傳入中國算起，迄今已經有120多年時間。
叢書采取基本一致的編寫框架。除導論外，各個讀本均由4個部分組成。一是原著考證部分，包括對原著的作者、寫作、主要內容、文本的出版與傳播情況的考證性介紹；二是譯本考證部分，包括對譯者、翻譯過程、主要特點、出版和傳播情況的考證梳理；三是譯文考訂部分，包括對譯文的質量進行總體評價，對有關重要術語進行比較說明，對錯誤譯文、錯誤術語或錯誤印刷進行查考、辨析和校正性說明；四是原譯文影印部分，主要收入完整的原著譯本，同時作為附錄適當收入前人關于該書的片段譯文。
記者：在這套叢書中，我們可以讀到什么？
艾四林：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強調，要教育引導全黨從黨的非凡歷程中領會馬克思主義是如何深刻改變中國、改變世界的，感悟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力量，深化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的認識。
從《通考》中我們可以讀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為中國人民所接受的過程。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漸成高潮，大批先進分子團結在這一思想旗幟下，執著地去認識、翻譯、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在后來幾十年里，這么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充分反映了中國人民對這種先進思想的需要，這種科學的、實踐的、革命的理論在古老中國遇到了知音。
從《通考》中我們還能讀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通考》記錄了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李達、張聞天等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翻譯傳播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歷史，他們將革命信仰與科學精神融于一體，是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最早播火者。
《通考》同時讓我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認識不斷深入的過程。從翻譯版本所使用的概念術語能夠感受到這些著作的字里行間所體現的理論領悟深度，還能夠感受到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與馬克思主義相遇后，從最初的理論欣賞到對其思想精髓的折服、從對馬克思主義的觀念認識到真理性認同的變化。
《通考》也使我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不斷中國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是適應中國社會的需要而來到中國的，也是在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動中逐步被中國人接受的。因此，從不同翻譯版本中可以發現，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理論表述中越來越多地有了對中國實踐的理解。
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從科學理論的歷史傳承中汲取智慧，增強對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的認同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讀馬列、學毛著，要精，要原原本本地學、仔仔細細地讀，下一番真功夫。對于黨員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您有哪些建議？
艾四林：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是領導干部的必備素質，是保持政治上清醒堅定的基礎和前提。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必須不斷提高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不斷提高運用科學理論指導我們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思考把握未來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不斷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
理論學習是加強理論修養的基本方式和關鍵環節。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讀優秀經典，無疑是含金量最高的文化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蘊含和集中體現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源和基礎。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重要途徑。
一是要自覺學，從“要我學”轉變為“我要學”。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學到手，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這就需要我們深入學、持久學、刻苦學，把讀經典、悟原理當作一種生活習慣、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精神追求，學出樂趣、學出享受，在學精悟透用好中提升自己。
二是要下苦功夫學。習近平總書記說，“有的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沒讀幾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發表意見，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也有悖于科學精神”。學習和研究這些經典，浮光掠影不行，淺嘗輒止不行，必須專心致志地讀、原原本本地讀、反反復復地讀，通過細嚼慢咽去感悟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歷久彌新的思想價值。
三是要系統地學，不能碎片化閱讀，更不能教條主義、實用主義地閱讀。要完整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就要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當然，教條主義、實用主義地閱讀更是要不得的。習近平總書記講，什么都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語錄來說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說過的就不能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同時，根據需要找一大堆語錄，什么事都說成是馬克思、恩格斯當年說過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實踐發展和創新，這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四是聯系實際學。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的顯著特征，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學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最終要落實到怎么用上來。”落實到用上來，就能在實踐中感受和理解馬克思主義之用。
要把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與深入學習領會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貫通起來。百年來，我們黨堅持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相統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創新相統一，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必須以更加寬闊的眼界審視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發展的現實基礎和實踐需要，更加深入地推動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黨員干部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從科學理論的歷史傳承中汲取智慧，增強對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的認同，把黨的創新理論轉化為實踐力量，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郝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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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前《共產黨宣言》有六個中譯本
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綱領性文件之一，《共產黨宣言》（下稱《宣言》）全文的翻譯成為中國先進分子宣傳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迫切任務。據《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傳播通考》主編、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原中共中央編譯局秘書長楊金海介紹，新中國成立前《宣言》有6個譯本，每個譯本都充滿故事，彰顯了譯者們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留下的堅實腳步。
陳望道譯本。1920年8月，由陳望道翻譯的《宣言》中譯本正式出版。這是《宣言》首個中譯本，也是國內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著，它的出版適逢中國共產黨醞釀成立之時，立即受到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廣大革命群眾的熱烈歡迎，為早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發起奠定了思想基礎。
華崗譯本。1930年，華崗翻譯的《宣言》出版，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有組織地出版的第一個全譯本。這版《宣言》有幾大特點：一是在譯詞選用、語言風格、思想把握等方面更加準確、流暢，今天為讀者所熟知的《宣言》末句譯法“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就與華崗譯本“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非常接近。二是首次收錄了1872年、1883年和1890年3篇德文版序言，使得《宣言》的文本體系更加完善。三是譯文后半部分附上1888年《宣言》英文版，這也是我國首次采用英漢對照形式出版《宣言》。
成仿吾、徐冰譯本。1938年，中央宣傳部為尋找更加忠實于原文的版本，委托時任陜北公學校長的成仿吾和解放日報編輯徐冰共同翻譯德文版的《宣言》。這個譯本的最大特點是首次根據德文原文譯出，更準確地傳達《宣言》的思想。該譯本第一次在書前刊登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標準像，語言更規范，表達更準確，除豎排版外，還有橫排版，開始向現代書籍形式過渡。
博古譯本。1943年5月，中央書記處會議作出《關于一九四三年翻譯工作的決定》，指出：“翻譯工作尤其是馬列主義古典著作的翻譯工作，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為提高高級干部理論學習，許多馬恩列斯的著作必須重新校閱。”博古接受了重新翻譯《宣言》的任務。他根據俄文版對成仿吾、徐冰譯本進行了重新校譯，增譯了一篇1882年俄文版序言。此譯本首版于1943年8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出版后被中共中央指定為“干部必讀書”之一，在各解放區廣泛印行。
陳瘦石譯本。1943年，國民黨統治區出版陳瘦石翻譯的《宣言》。由于《宣言》廣泛的世界影響，不少外文書籍都對其內容進行引用和分析，西方經濟學名著《比較經濟制度》中為方便讀者理解書中觀點，就附錄了英文版《宣言》。陳瘦石在翻譯《比較經濟制度》時，將其附錄的《宣言》譯出，并以“經濟學思想文獻”之名通過審查，成為國統區唯一公開發行的《宣言》譯本。
莫斯科中譯本。1948年，為了紀念《宣言》發表100周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了封面上注明為“百周年紀念版”的《宣言》漢譯本。這個譯本主要是謝唯真根據德文版，參考國內陳望道譯本、成徐譯本、博古譯本進行重新翻譯的。這是對當前《宣言》權威譯本影響深遠的一個譯本，其中眾多譯法沿用至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史，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中國的譯介、傳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是怪物，還是幽靈？
精確翻譯源自正確理解
從《宣言》早期的幾個完整譯本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概念、語句的表述呈現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這表明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重要觀點的理解是在不斷變化、不斷深入的。
如在最早的陳望道譯本中，第一章的標題是“有產者與無產者”，這一譯法在成仿吾、徐冰譯本中依然保留。而在博古譯本中，則被譯為“資產者與無產者”。顯然，博古譯本更為真實準確，因為與無產者相對立的是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只是有產者當中的一部分。這種譯法改變的背后反映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與理論的深化。
又如，“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這是《宣言》開頭的一句，今天已經廣為人們所熟知。對比新中國成立前《宣言》的6個中譯本和現行權威譯本，會發現各個時期譯本對這句話的翻譯有很大的不同。
陳望道譯本為：“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
華崗譯本為：“有一個怪物正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
成仿吾、徐冰譯本為：“一個巨影在歐羅巴躑躅著——共產主義底巨影。”
博古譯本為：“一個幽靈在歐羅巴躑躅著——共產主義底幽靈。”
陳瘦石譯本為：“一個精靈正在歐洲作祟——共產主義的精靈。”
莫斯科中譯本為：“一個怪影在歐洲游蕩著——共產主義底怪影。”
這句話的翻譯，關乎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及處境的理解。“幽靈”一詞傳達了當權者對共產主義“有魂無形、琢磨不定”的印象并暗含一定怯意，以象征和反諷的手段表現出共產主義初具規模時的潛在震懾力。《〈共產黨宣言〉博古譯本考》作者許靜波認為，“幽靈”一詞“最早為博古譯本所使用，這是目前被認為最為準確的翻譯；陳望道譯本和華崗譯本將其譯成‘怪物’，成仿吾、徐冰譯本將其譯成‘巨影’，顯然難以服眾。”
楊金海認為，這些譯文，質量在逐步提高，但都有不足之處。相比之下，今天的譯文更加準確、通達、雅致。從這些譯文也可以看出譯者的立場。如陳瘦石不是共產黨人，而且他譯的這部書是在國民黨統治下作為大學經濟系教學參考書的附錄，所以對共產主義用了“作祟”這一貶義詞，對原文有一定曲解。這也啟示我們，通過研究傳播史，才能把各個歷史階段的各種經典著作文本的關系弄清楚；通過對其中話語體系特別是概念體系的研究，可以從整體上弄清中國人一百多年來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重要概念、主要思想觀點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