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1-10-26 08:26:21
近年來，重慶市開州區竹溪鎮大力推進鄉村振興建設，從產業提升、人居環境、基礎設施等方面著手，深入挖掘農村的生態涵養、休閑觀光、文化體驗、健康養老等多重價值，推動農文旅融合發展。圖為游客在竹溪鎮鄉村振興示范園區游覽。 新華社記者 劉潺 攝
當代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尤其是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早已無法用教條化的理論框架來解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新時代中國，迫切需要在思想、理論、話語、價值、文化、文明上也強起來；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接近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新時代中國，迫切需要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中國與世界，用自己的聲音來描繪中國與世界，用自己的手筆來書寫中國與世界。
鄢一龍著《中國道路與中國道理》就是這樣的努力與嘗試。全書從三個角度體現了研究闡釋中國道路的方法論。其一，路是走出來的，研究闡釋中國道路須以實踐為基礎；其二，要走“人間正道”，研究闡釋中國道路要以人民為中心；其三，路漫漫其修遠兮，研究闡釋中國道路宜以社會主義為方法。
道在腳下：以實踐為基礎
《中國道路與中國道理》主體架構共分五篇，首篇即“中國話語方法論”，其后則從經濟模式、政治模式、治理模式、中國與世界四個方面解讀中國道路、闡發中國道理。故而，廓清“中國話語方法論”是解讀中國道路、闡發中國道理的前提。
書中提出“實踐為體”“一體三用”，即以現代中國實踐為體，以馬克思主義、傳統文化、西方理論為用。認識中國道路的理論工具箱并非不能包括西方理論，但要看到它只是其中可參用的一種，且只是“用”而已。解讀中國道路，必須回歸中國實踐，以中國實踐為基礎，從活生生的中國實際出發，而非從任何一種既有的外在理論框架出發，否則就仍難逃形而上學的圈套。中國學界在研究中國問題時，認同“以中國為中心”的有識之士越來越多，這是可喜的，但“中國”最根本的意思只能是日新又新的“中國實踐”，也就是“中國哲學”需要面對的“中國社會現實”。
以實踐為基礎的方法論轉向，意味著“從接軌研究轉向自主研究”，從刻板的“理論假設——實證檢驗”研究路徑轉向“‘事實浸泡’——理論對話——理論假設——實證檢驗”研究路徑。什么是“事實浸泡”？就是“浸入實踐過程，而不僅僅是收集資料后進行歸納，包括參與政策研究、現場調研、深度訪談、解剖麻雀等方式”。通觀全書可知，作者對于“國情”的長期“浸泡”，尤其是長期從事五年規劃研究的經歷，以及大量的實地調研，為其從中國實踐出發構建新的理論提供了經驗基礎和重要條件。比如，基于五年規劃研究，提出“整體知識運用機制”“國家目標治理體制”“集思廣益型決策體制”等既具有解釋力又具有標識度的概念，為讀者深刻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政治經濟新體制提供了生動有力的論證。
著名社會學家黃宗智倡導“實踐社會科學”，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連接理論與實踐。在他看來，那條位于理論理性和實踐邏輯之間的正道，早已為“毛澤東思想”所探明。黃宗智認為：“毛澤東思想的洞見在于非常清晰地認識到學術界和理論家們較普遍忽視的關鍵問題，即怎樣在實踐和理論間進行媒介連接。”書中論及從馬克思到毛澤東的認識論，認為理論與實踐在相互作用中的“反射性演進過程”“將出現毛澤東所說的物質變精神，精神又變物質的兩次飛躍”。
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開創的。研究闡釋中國道路的方法論，早已存在于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里。需注意的是，不管是馬克思主義還是毛澤東思想，一旦被教條化、教義化對待，而不是被作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工具和方法，那么其生命力和創造性也就離黯然消退不遠了。因此，一方面要堅守“道在腳下”，以中國實踐為基礎、從中國實際出發來構建中國理論、闡發中國道理；另一方面還要堅持正確思想指導，化理論為方法。
人間正道：以人民為中心
《中國道路與中國道理》指出：“中國道路是人類新路，是人間正道，是人類的一種新秩序；中國道理是中國道路之理、有道之理、中道之理，是人類的一種新知識體系。”中國道路之所以是“新路”“正道”，并具有“人類”意義，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它有先進的思想理論作指導，有崇高的價值理想作目標。“中國社會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秩序，人民主體、黨的領導、社會主義構成了中國體制的‘鐵三角’，也是構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元概念。”
人民主體和黨的領導都較好理解，難點是怎么理解社會主義。書中提到：在這個“鐵三角”中，“社會主義就是全體人民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共同體。……社會主義是共生經濟、共享分配、共同富裕、共同理想的人類社會新路”。正是因為中國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所以中國道路才堪稱“人間正道”“人類新秩序”，從中國道路中得出的中國道理才是“有道之理”“中道之理”。
書中論述中國經濟模式、政治模式、治理模式、中國與世界的四篇，也就是闡釋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本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的闡釋顯示出，從中國實踐經驗出發構建的中國社會科學在方法論上與西方社會科學殊為不同。在西方資本主義秩序下，社會被分割為高度原子化的個體，因此西方主流社會科學奉行個人主義方法論，也基本符合其社會結構原則與內在精神。中國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因此基于中國實踐經驗的中國社會科學所秉承的方法論，可以稱為社會主義或共同體主義的方法論。這其實也正是中國道路的方法論，體現的正是一切發展為了人民的中心思想。
道阻且長：以社會主義為方法
社會主義方法論注重分散性知識與整體性知識的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規劃主要在整體性知識與公共事務治理領域發揮作用，而市場主要在分散性知識和私人產品提供領域發揮作用，因此可形成一種復合優勢。目標治理體制即通過運用整體性知識制定國家規劃，調動各方積極性，引導資源配置，通過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方式，共同推動目標實現的國家治理方式。
社會主義方法論注重民生福祉與經濟發展的平衡。民生國家最核心的理念是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理念，是以促進人民發展能力為中心的，由個體、共同體與國家共同承擔的改善人民福祉的制度強調的是共同權利與共同責任，其功能在生產、一次分配與再分配方面都發揮作用。與資本主義制度相比，社會主義在解決民生問題上顯然具有明顯的制度優勢。
社會主義方法論注重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管理相結合。有效需求不足是由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不平衡的分配方式所決定，這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更大的挑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除了市場經濟之外，還存在公共機制將潛在需求現實化，從而可以創造更大的有效需求空間。新需求管理主要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通過推動公共消費、公共投資與挖掘全球潛在需求，來拓展有效需求空間，促進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
社會主義方法論注重通過分工協同更有效整合資源，共同推動國家目標的實現。基于中國實踐，本書將中國政治體制概括為“七權分工”，即通過權力的統合、交叉來實現權力之間的相互分工與配合，從而更高效地實現公共職能。
社會主義方法論注重民主與集中相結合的集思廣益型決策體制。作者把集思廣益型決策分為五個階段，即屈群策、集眾思、廣征詢、合決議、告四方。中國五年計劃或規劃的制定是一個不斷從民主到集中再到民主再到集中的過程，凝結了全黨全國全社會的意志與智慧，最后上升為法律，成為全國人民一致奮斗的綱領和目標。它體現了中國決策過程的鮮明特點，即重視調研、大眾參與、協商民主、民主集中、科學民主。其背后的政治邏輯就是民主集中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把科學性與民主性有機結合起來。
社會主義方法論注重通過先鋒政黨、有為政府、共益市場與有機社會四個要素共同保障中國式善治。善治的根本在于最大程度實現人民的主體性，充分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充分發揮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先鋒政黨的領導是中國善治的關鍵與根本優勢，它決定了中國是有為政府而不是有限政府，是共益市場而非自由市場，是有機社會而非公民社會。中國政治體制之所以是分工體制而非分立體制的根本原因在于黨中央領導權的統合。決定中國未來根本走向的，是黨的領導權與資本權力這兩種總體性權力的博弈。
社會主義方法論注重把共同體主義作為21世紀國際關系的新范式。中國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21世紀國際關系提供了共同體主義新范式。共同體主義的安全觀是普遍安全觀，共同體主義的發展觀是共同發展觀，共同體主義的文明觀是文明交融觀，共同體主義強調結伴而不結盟。共同體主義順應了21世紀國際政治現實，回應了21世紀國際政治挑戰，同時體現了中國傳統、中國方案與中國智慧。
馬克思主義指明了人類社會向“自由人聯合體”這一新型社會共同體發展的根本方向。以社會主義為方法，就是要在清醒認知“道阻且長”的現實約束條件下，更加自覺地推動中國和世界朝著社會主義方向去發展、去進步。（劉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