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發布時間：2022-07-29 08:46:07
“學者研理于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我反復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我們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7月16日，《求是》雜志發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
“學者研理于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出自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意即研究經典，可以證驗天下的是非；征引史實，可以明白古今成敗之因由。
《四庫全書》是清代乾隆年間的官修叢書，匯集了從先秦到清代前期的歷代主要典籍，以收書規模之大，涵蓋范圍之廣而聞名于世。按古代傳統分類法，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
四庫之“經”，即儒家經典著作，集中闡發儒家的價值觀。《四庫全書總目》指出：“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自漢武帝時期以來，儒家文化超越諸子百家，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思想，所以儒學被尊為“經”——經，本義為古時織布中所使用的縱向的、恒定不動的經線，引申為表示標準、恒常；能被歸為“經”的內容，就是普遍認可的“公理”，是判定天下是非的準則，在人們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權威性，是一切認識的出發點，故言“研理于經，可以正天下之是非”。
四庫之“史”，便是史籍。經部的儒學，是指導社會發展的主流思想，是抽象的理論；而史部中的記述，便成為了印證儒學思想的史實。因而“經”與“史”的關系，是“理”與“事”的關系，理從事出，事以證理；“經”與“史”相互論證、互為佐證，闡述著興衰成敗的經驗得失，總結著社會發展的恒常規律，此即“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
在傳統文化知識體系中，一說起經史子集，就基本在學術意義上涵蓋了全部內容，而這之中，最為重要的是經和史，二者緊密聯系，寫“史”也是論“經”。
因此我們能夠看到，歷史上很多大史學家，本身就是思想家、政治家，譬如《史記》里的“太史公”司馬遷、《資治通鑒》里的“臣光”司馬光。秉筆直書的歷史記錄，留存了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而同樣可貴的是傳統史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及經世致用的思想。從歷史中獲得的愛國主義、民本思想、憂患意識等治國理念與方略，為歷代為政者提供了有益借鑒。
傳統中有我們的精神基因，文化中有民族的志氣底蘊。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就高度重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毛澤東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東漢班固的《漢書》中有“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意即說做學問要注重事實根據，才能得出正確結論。毛澤東非常重視這一思想，多次引用這個成語并賦予新意。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探討中國向何處去、怎樣引導中華民族得到解放之路時指出：“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1941年5月，他在延安干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時，解答了什么是“實事求是”，對這一古老成語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作出新的科學解釋，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使之獲得了新的強大生命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文化自信，帶領中國人民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用真理力量激活古老文明，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內涵、表現形式和生命活力，在守正創新中開拓中華文化發展新境界。
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經典文化塑造時代精神、推動社會發展，成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中，可以品讀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中，可以品讀出“革故鼎新”“貴和尚中”“天人合一”等歷史智慧；從“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糧食多了是問題，少了也是問題”的諄諄叮囑中，可以看到“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的清醒……不僅為推進新時代偉大復興事業注入強大思想力量，也為破解全球性問題、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站在中華五千年文明高度，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新局面，走自己的路因而有了強大底氣。（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