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項目首席專家王學斌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3-02-03 08:45:55

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離不開精神傳統的承揚和開新。中國國家版本館是國家版本資源總庫和中華文化種子基因庫,文化典籍得以“藏之名山、傳之后世”。圖為國家版本館杭州分館(文潤閣)。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不盡長江滾滾流。長江作為一個時空交織的多層次、多維度的文化復合體,無時無刻不葆有著旺盛的創新活力,這一特質歷久彌新,推動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圖為長江巫山段壯美風光。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
本報與中央黨校“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項目組合作,特約請專家對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予以解讀,闡釋其古典涵義如何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新時代彰顯恒久價值。
中華文明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性格,可謂中國人的基本生命特質
記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這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也是我們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從文明產生、演進的視角,怎樣理解其突出優勢與獨特標識?
王學斌: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加強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研究與闡釋,是關乎國運興衰、關系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為了更為深刻且精準地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與內核,勢必需要更好地理解其突出優勢和獨特標識。
這也是黨的二十大報告為何特意部署“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這一重要任務的初衷所在。
中華文明起源于農耕文明。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國文明起源“滿天星斗”的形象描述:“一時,中華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滿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中華文明最為重要的發祥地或核心區域,非中原地區莫屬,故另一位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進一步闡釋為以中原為核心的“重瓣花朵”模式,中原是花心,圍繞花心是甘青、遼河、山東、長江流域等第二層花瓣,再向外是第三層。
農業遠在距今一萬年前誕生于中原地區。這一區域的黃河自古以來便不是一條安流。“善淤、善決、善徙”是黃河的特性,“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更是它的真實寫照。
有這樣的挑戰,但不至于扼殺文明,這意味著中原地區的先民們并不是生活在一個舒適的環境當中,需要時時刻刻竭盡全力與大自然作斗爭,才可能保證溫飽。唯有施展與發揮個體主觀能動性至極致,兼顧調節好個人之間、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個人與群體、國家間的多層關系,個人、民族、國家、文明才有可能達致良善境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由之而生,且發揚光大。
在與大自然的不懈交鋒交融中,中原先民培育出了一種自強不息、百折不撓的可貴品質,這種品質與黃土黃河密不可分。黃土并不算得上多么肥沃,黃河也談不上多么溫和,只有人類的不舍努力,有一分氣力放下去就出一分東西,放兩分生出兩分,不放就一無所有。自然而然一種近乎“實踐理性”的思維方式逐漸形成:人類施加于外部世界的作用會有規律地產生結果;世間萬物不僅因果相連,且這種關系是穩定的。于是中華文明從很早就逐漸淡化了有神論的思維模式,這也是“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等理念在先秦時期即開始流行的緣故所在。
進而言之,中原先民為了獲取更大更好的生存空間,還需要一起向周邊擴展,勢必需要進行必要的社會力量和政治組織的整合,這自然也促使他們為了戰勝困難,在殘酷的競爭中勝出,須養成一種集體主義精神,具備較為強烈的共同體意識,使得每位成員都清楚地認識到:個體只有充分融入到集體(該“集體”可以是家族、宗族或國家)之中,充分協調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的利益關系,充分依靠集體的智慧和力量,才能獲得最大的生存與成長空間。易言之,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群體越大,社會政治整合程度越高,國家越發達,個人與組織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空間就會越大。這恐怕也是中原文明與西亞、兩河、地中海文明極大不同之一。
至此,我們大概可以推斷,正肇因于客觀的地理格局和自然環境,中原先民與之密切互動、相伴相生,從而塑造了中華文明最基本的一些精神屬性或文化基因:一種可以視為源自日常經驗的具有鮮明實踐理性底色的思維方式,其態度溫文爾雅,其為人能屈能伸,其處事達致中庸,其治理和合共生,其生產吃苦耐勞,其生存百折不撓……恰恰與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所列舉的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一一對應。說明千百載來,以中原文明為代表的中華文明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性格,這些可謂中國人的基本生命特質,更是我們立足于當今世界的突出優勢與獨特標識。
中國文化基因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因時因勢海納百川,將眾多溪流江河匯入一脈,在歷史進程中自強不息
記者: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是中華民族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而且生生不息、經久不衰、與日俱新。為什么說這種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
王學斌:這種文化基因非常重要,且并非如散珠般彼此獨存,而是仿佛一串彌足珍貴的項鏈,有機關聯,共同發力。換言之,真正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產生莫大作用的精神力量之一,是中國文化基因的理念體系。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上指出,“要深入研究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的起源和特質,形成較為完整的中國文化基因的理念體系。”
何謂“中國文化基因”?這是指保證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多年不曾斷裂、屢經沖擊不脫底色、固本培元且又與時俱進、開放包容樂與他者交流的基本文化因素。究其特質,首先,中國文化基因尊崇“大道”。早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皆奉“道”為最高價值,道家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儒家主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法家亦肯定“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而中國人歷來重視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群體及人與自身的關系。其次,中國文化基因倡導“中和”。《論語》記載孔子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有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知中守和實乃千百年來中國人所遵循的處世宗旨。再次,中國文化基因秉持“仁義”。“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不妨作一譬喻,假如“仁”是一條連接社會系統各個要素、社會不同階層、理論各派學說的橋梁和紐帶,那促使人們無所畏懼地踐行這條通達四方之仁路的,就是“義”。復次,中國文化基因與時偕行。《易經》道:“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中國文化基因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變、趨于僵化,而是因時因勢而變,好比海納百川,將儒釋道眾多溪流江河匯入一脈,在歷史進程中自強不息,不斷整合其他異質文化資源以發展完善自身。
由之,數千載來,中國文化基因以“大道”為至高意義,秉“中和”為總體原則,將“仁義”當作實踐途徑,視變革為必經階段,從而兼普遍性、獨特性、變異性和選擇性于一身,愈經歷滄桑愈煥發光彩,愈積淀歲月愈厚重博大。
可見,五千多年來積累存續的中國文化基因便是中華民族自立自強的力量所在,而形成較為完整的中國文化基因理念體系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持續長久的關鍵支撐。
百年的結合歷程,無可爭議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是深深相契且道理相合的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我們怎樣理解這一深刻論斷?
王學斌:這也是一個非常具有學理性難度的大課題。關于二者的高度契合性,簡言之,從線性歷史的維度來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已走過了百年歷程,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創立初期的初步結合,到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中指出:“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再到2021年3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考察時強調:“要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自“初步結合”“深相結合”至“有機結合”,隨著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領悟愈來愈深,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把握越來越準,“第二個結合”愈益彰顯出理論的光芒與文化的底蘊。放眼未來,這兩大思想文化體系,當繼續沿著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路徑,在回應時代問題的探索中,達到一種更高層次和意義上的“結合”,即創造性的“融合”。
倘若說“融合”是面向未來的長遠目標,“結合”是回顧百年的成功路徑,那毫無疑問“契合”則意味著彼此互通的內在可能。當然,百年的結合歷程已用無可爭議的諸多偉大創造與天才創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是深深相契且道理相合的。
故立足新的歷史起點與征程,我們重返原點,去探尋二者的“可能性”,則不再只是追問“是否可能”,而是總結“因何可能”,進而更好地為今后“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積累可貴經驗。
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主要由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大組成部分構成。這三大組成部分分別來源于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然而,最終升華為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因,是馬克思對所處的時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故而具有強烈的時代感與內在的現代性。相對應的,正如前文所言,中華文明是農耕文明的產物,我國農耕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
正肇因于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的過程,實際上屬于一種“有選擇性的親和”,并非一一對應的機械復制粘貼,亦非此消彼長的互相競爭替代。這勢必需要中國共產黨人既要善于進行“傳統的發現”,找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深入契合處,為科學理論深深扎根中國筑牢基石,又當善于進行“傳統的發明”,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激活長存華夏文明之內的文化基因,為優秀文化久久承繼弘揚創造條件。尚需說明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屬于兩大思想文化體系的相通互容,并非簡單理念上之一一對應,更無“照方抓藥”式的模板可供依循。該偉大創舉是在波瀾壯闊的百余年歷程中通過無數次的實踐探索而從無到有、蔚為大觀的。(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劉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