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3-04-25 08:53:37
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各國陸續確立。生產力的高速發展帶來了物質財富的極大增加，同時也使得社會上崇拜金錢、追求物欲的觀念日益泛濫。1843年，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發表《過去和現在》一書，強烈譴責了資本主義的金錢統治給社會帶來的災難。
與此同時，恩格斯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贊揚了卡萊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敏銳地揭露出資本主義工業化所帶來的享樂主義膨脹和精神空虛的問題。恩格斯指出，享樂主義者所一味追求的“幸福”只是“吃得好，喝得好”，他們“把丑惡的物質享受提高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卻“毀掉了一切精神內容”。他認為，社會發展中不能只關注物質上的滿足與否，也要關注精神上的追求與發展，精神生活的富足同樣是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精神生產是人類社會生產實踐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滿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實現全面發展的基礎。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在他們看來，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交織在一起，物質生產的性質決定著精神生產的性質。
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提出“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精神財富的生產和物質財富的生產都是必不可少的，二者的關系十分密切。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在改造世界的生產活動中，“生產者也改變著，他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對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的關系作了更加深入的闡釋：“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范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他以資本主義制度為例，指出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因此，“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產的一定形式產生出一定的社會結構和人對自然的一定關系，“人們的國家制度和人們的精神方式由這兩者決定，因而人們的精神生產的性質也由這兩者決定”。這不僅體現出精神生產的重要性，也揭示了精神生產由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性質所決定的規律。
精神上的追求與富足不能脫離一定的生產方式和物質條件，但這并不是一個單向影響的過程。1890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說道：“雖然物質生活條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這并不排斥思想領域也反過來對這些物質條件起作用……”1894年1月，恩格斯在另一封信中又指出：“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并不是只有物質發展是推動社會前進的積極因素，精神上的發展同樣在推動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馬克思恩格斯對精神生產的重視，給我們留下了重要啟示：代表著社會前進方向的先進思想、文化等精神資源，一旦被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
中國共產黨一直高度重視社會精神文明建設。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有兩個方面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對自身主觀世界的改造，表現為社會的精神生產和精神生活得到發展，即社會精神文明的發達，具體就是教育、科學、文化知識的發展和人們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
“只有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都搞好，國家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強，全國各族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順利向前推進。”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斷，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的繼承與發展，也進一步強調了精神生活發展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性。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重視精神生產，不僅將精神上的富足作為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和顯著優勢，更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在實踐中挖掘和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培育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從而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精神文明的高度發達，邁向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統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葛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