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貧莫斷書香 貴莫貪賄贓

紀昀（1724—1805），字曉嵐，又字春帆，號觀弈道人，清代直隸獻縣（今河北省滄州市獻縣）人，乾隆十九年（1754）進士，后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左庶子、左都御史、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卒謚文達。現有《閱微草堂筆記》《紀文達公遺集》等著作傳世。

紀氏家訓主要來源于紀曉嵐留下的文章警句以及器物銘文，既警誡自己，也教育后人。

清朝時，朝鮮使團人員記載在華期間所見所聞的《燕行錄》，對當時清朝官員有細致的描述，比如“乾隆嘉慶之際為文章宗匠”，又如“文藝超倫，清白節儉，一敝裘七八年”，這兩段文字，說的都是同一個人——紀昀，即大名鼎鼎的紀曉嵐。

這些記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紀曉嵐的清廉本色。在他八十壽辰時，門人汪德鉞曾作《紀曉嵐八十序》一文，稱其“居臺憲之首，據宗伯、司馬之尊，登其堂蕭然如寒素，察其輿馬、衣服、飲食，備數而已，其儉也若此”。

紀曉嵐集官員、學者、作家等多種身份于一身，被譽為“大清第一才子”，官至一品，還擔任了《四庫全書》總纂修官。他以82歲高齡辭世時，嘉慶親筆題寫墓志銘“敏而好學可為文，授之以政無不達”。清代少有臣子能獲得這樣的殊榮。紀曉嵐身后并未給子孫留下白銀田產，卻為紀氏一門傳承下了一份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紀氏家訓。

紀氏家訓內容豐富，廣為人知的有他對子女的“四戒”“四宜”。“四戒”是：一戒晏起，二戒懶惰，三戒奢華，四戒驕傲。“四宜”是：一宜勤讀，二宜敬師，三宜愛眾，四宜慎食。“四戒”與“四宜”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相互補充，既告訴后人什么不該做，又告訴后人應該怎么做。這樣的家訓，既簡潔明了，又深刻透徹。

紀曉嵐如此教育子女，自己也身體力行，比如“戒奢華”，一件破皮袍，能穿七八年。

除了“四戒”“四宜”外，紀氏家訓還有“四莫”：“貧莫斷書香，富莫入鹽行，賤莫做奴役，貴莫貪賄贓。”跟“四戒”“四宜”相比，“四莫”著重強調的是一個人處理貧富、貴賤關系時的“底線思維”，再窮也不能放棄讀書，做再大的官也不要受賄貪贓。

值得一提的是，紀氏家訓并非紀曉嵐憑空想出來的，而是來自于他的人生經驗，某些經驗還堪稱慘痛。

比如“戒驕傲”，紀曉嵐年輕時也有過驕傲的教訓。他是科場驕子，但并非一帆風順。乾隆八年（1743）八月，紀曉嵐參加科試，獲第一名。在這么好的成績面前，他開始自滿起來，翌年回鄉鄉試，他所作偏題，只考了個四等。4年后參加會試時，也因為太過自負而被擋在了進士的門檻之外。

但相比接下來的人生經歷，科場偶爾失意就不算什么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兩淮鹽政盧見曾因有營私貪污行為而被革職查辦，紀曉嵐因為通風報信而被遣戍烏魯木齊贖罪。

《清史稿》對這一段的記載為：“昀為姻家，漏言奪職，戍烏魯木齊。”紀曉嵐與盧見曾是姻親，紀曉嵐的長女嫁給了盧見曾的孫子盧蔭文。

乾隆三十六年（1771），因修書需要，由劉統勛薦舉，紀曉嵐從新疆被召回。劉統勛是什么人？“劉羅鍋”劉墉的父親。

“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這是紀曉嵐自作的挽聯，也是他一生經歷的真實寫照。他深知世事艱辛，起落無常，唯有不斷汲取經驗教訓，盡力做好自己。同時，他也以“碎碎嘴”來教育家人，廉潔自律，書香傳家。

他在給兒子的一封家書上這么寫道：“當世宦家子弟，每盛氣凌轢，以邀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與不重，視所自為。”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高干子弟如何贏得別人的尊重？不是基于父蔭的盛氣凌人，而是靠自己的奮發有為。這是一個“高級干部”教育子女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他把硯臺、尺子上能夠刻字的地方，都鐫刻上一些有哲理的句子，既警誡自己，又教育后人。比如，他在一把自己經常使用的木尺上刻了四個字“守正規直”，提醒后人，做人要守規矩，要正直。

時至如今，紀氏族人遍布海內，多有才俊。而先祖留下的紀氏家訓，依然是他們處世做人的重要依據，也給今人無窮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