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6-01-28 08:55:33
實踐中，存在請托人以稅收優惠為掩飾向國家工作人員輸送利益的情況，對此，必須精準識別行為本質、準確定性。筆者遇到這樣一起案件。李某，中共黨員，國有企業A公司副總經理，分管公司行政后勤、物資采購、固定資產管理等工作。陳某，私營企業B公司實際控制人，B公司主營辦公設備銷售及車輛租賃、維修業務。2022年9月，李某因個人需要計劃購置一輛新能源汽車，市場總價為30萬元。李某在明知B公司正在參與A公司2023至2024年度后勤物資集中采購項目投標的情況下，由于手頭緊張，向陳某提出由B公司先代為支付30萬元購車款，后續會歸還相應費用。陳某為順利中標該采購項目，當即表示同意。2022年10月，陳某通過B公司對公賬戶向汽車銷售公司轉賬30萬元，并為李某辦理了車輛登記手續。購車后，陳某到李某辦公室洽談投標事宜時提及：“這筆30萬元購車款可納入我們公司成本費用，預計能為公司抵扣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合計5萬元，你不用還30萬元了，轉25萬元就行，剩下的差額就當公司給你省下的稅費。”李某明知該“稅費讓利”實質上是陳某為換取項目評審便利的利益輸送，假意推辭后仍然應允，后通過個人賬戶向陳某轉賬25萬元。后李某在項目評審環節調高B公司的資質評分，幫助其順利中標。2023年，李某案發，經查，李某還收受其他人賄賂40萬元；B公司后續在申報稅費減免時并未將該購車款納入成本費用。
本案中，對于李某以B公司抵扣稅費為由少支付給B公司5萬元購車款的行為如何定性處理，存在兩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李某借用B公司賬戶購車從而享受稅費抵扣讓利5萬元，影響其公正執行公務，應根據2018年《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第一款（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品、禮金、消費卡和有價證券、股權、其他金融產品等財物，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之規定，認定李某的行為違反廉潔紀律，給予其黨紀處分。第二種觀點認為，陳某提出的“剩下的差額就當公司給你省下的稅費”，本質上是一種利益輸送手段，不論B公司是否實際抵扣稅費，該5萬元都是李某基于職務便利從陳某處獲得的財產性利益，李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該5萬元屬于受賄款，應計入李某的受賄總額。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主要理由如下。
稅費抵扣并非讓利依據。首先，企業購車所涉及的稅費抵扣，是國家為鼓勵企業生產經營、減輕企業稅負而設立的法定稅收優惠政策，其適用具有嚴格的法律邊界和構成要件，并非企業可任意處置的“額外利益”。其次，從法律性質來看，稅費抵扣是企業基于稅收相關法律法規享有的法定財產性權利，其產生的前提是企業實際發生了符合稅法規定的購車支出，抵扣的稅款本質是企業應繳稅款的減少，屬于國家稅收利益向企業的讓渡。換言之，在正常的市場交易中，購車款的支付與企業稅費抵扣是兩個相互獨立的法律關系：前者是買賣雙方基于購車合同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核心是車輛所有權的轉移與價款的支付；后者是企業與稅務機關基于稅收法律法規形成的行政法律關系，核心是企業是否符合稅收優惠條件，這兩個法律關系的主客體、權利義務內容完全不同，不能相互混淆或簡單替代。
本案中，B公司支付30萬元購車款后，其后續能否實際抵扣5萬元稅費，取決于該筆購車支出是否符合法定的抵扣條件，如車輛是否用于企業生產經營、是否取得合法抵扣憑證等。即使B公司成功抵扣了5萬元稅費，該抵扣利益的產生是其自身符合稅收政策的結果，并非源于李某的購車行為，更不能成為李某減少支付購車款的合法理由。總之，購車稅費抵扣是企業依法享有的稅收優惠，若后續完成抵扣，受益主體是B公司，與李某個人應支付的購車款不存在法律關聯，不能成為李某減免債務的合法依據。更何況陳某的本意是以稅費抵扣為借口向李某輸送利益，以讓李某收得心安理得，后續其在申報稅費減免時也并未將該購車款納入成本費用，更印證了這一點。
李某、陳某所謂的稅費抵扣實質是權錢交易的幌子。陳某以稅費抵扣為借口讓李某少支付5萬元購車款，本質上是一種變相的利益輸送。從主觀方面來看，陳某并非基于稅收相關法律法規的客觀規定讓渡利益，而是希望利用李某的職權謀利，故而以稅費抵扣為借口降低李某的購車成本。從客觀方面來看，李某支付的25萬元與車輛實際價值30萬元之間的5萬元差額，并非稅費抵扣產生的收益，而是陳某為了獲取李某的幫助而作出的金錢讓渡。需要指出的是，稅費抵扣具有單向性和不可轉讓性，B公司不能將自身享有的抵扣權轉移給李某，更不能以此為由免除李某的部分付款義務。如果B公司確實符合稅費抵扣條件，其抵扣的5萬元稅款應計入企業應納稅所得額的減少部分，屬于企業的合法收益；如果不符合抵扣條件而違規抵扣，則涉嫌偷稅漏稅，需承擔相應的行政或刑事責任。但無論哪種情況，都不能成為李某少付購車款的合法理由。陳某主動提出“為公司抵扣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合計5萬元”，并讓李某少還5萬元，以法定稅收優惠政策為掩飾，行權錢交易之實，其真實目的是通過讓渡5萬元利益，換取李某利用職權提供的幫助，這與稅費抵扣的實質內容完全背離。
李某接受陳某免除的5萬元債務本質上是收受了財產性利益。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規定，“賄賂犯罪中的‘財物’，包括貨幣、物品和財產性利益。財產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如房屋裝修、債務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如會員服務、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數額，以實際支付或者應當支付的數額計算”。本案中，李某要求B公司代其支付30萬元購車款后，本應歸還B公司30萬元，但是，在陳某以稅費抵扣為幌子提出李某可以少付5萬元時，李某主觀上明知這是陳某免除了其5萬元債務，是基于其職權的利益輸送，仍然予以接受，并后續利用職務便利在項目評審環節調高B公司的資質評分，為陳某謀取了利益。根據刑法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因此，李某的行為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其收受的5萬元應計入其受賄總額。（上海市靜安區紀委監委 馬天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