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6-02-13 08:44:45
“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出自東漢荀悅《漢紀》，這句話強調建章立制對治國安民的重要意義。荀悅是東漢哲學家、史學家，他繼承前儒的重民思想，提倡愛民、惠民，認為仁義是治國之道的根本，主張德刑兼舉，法教并行，所謂“政之大經，法政而已”。作為東漢末年著名的儒家思想代表，荀悅及其思想在歷史上有相當的影響。
漢獻帝覺得班固的《漢書》文繁難省，于是令荀悅仿照《左傳》體例將其由紀傳體改撰為編年體，記述西漢高帝至平帝十二朝史事，共30卷約18萬字。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將《漢紀》與《漢書》并稱“班荀二體”。
高度重視典章制度，是中國的文化傳統。早在先秦時期，《尚書》就記載：“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周禮》（又叫《周官》）與《儀禮》《禮記》并稱三禮。在三禮中，《周禮》地位特殊，該書以記載典章制度為主，有著復雜嚴密、井然有序的治理體系，大到朝廷制度，中到分邦建國，小至基層治理，均在《周禮》中有周密的記載。歷史上曾有“以周官治天下”的說法，比如明代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的設置也是仿照《周官》的六典。漢代劉歆、鄭玄等大儒認為《周官》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周公致太平之書”。
《論語》“為政”篇中，有一段子張向孔子問政的記錄：“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意思是，子張向老師請教：“今后十世的情況可以預先知道嗎？”孔子回答：“商朝繼承了夏朝的禮儀制度，周朝又繼承商朝的禮儀制度。所以，即便將來一百世以后的情況，也是可以預先知道的。”孔子提出“百世可知”自然是虛指，但是通過典章制度、禮樂文化來凝聚力量、走向未來的邏輯確實是百世不易的。
以周禮為源頭的古代典章制度，是古人政治、經濟、社會、家庭各個方面行為規范的準則。這種重視制度的精神，被后世儒家所繼承、發展。
比如為了“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唐玄宗開元年間修成的《大唐六典》就是一部重要的國家行政法典，它的編成使“一代典章，厘然具備”。這部法典對國家政策的咨詢、決策、執行、監察、考核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的制度規定，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機構行政制定了統一的法律法規，把各級政府機構行政納入法制之下，在國家行政立法方面達到了較高水平，體現出當時的制度文明成就。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深刻體會到古人對建章立制的重視，“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因為制度是治國安邦的根本，具有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同時也可以明確看到自古及今隨著世變時移，我們在治國理政的制度層面做出的增益和變化，生動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精神。
建立什么樣的國家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面臨的一個歷史性課題。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就作出前瞻性思考：“完成全國革命任務，這是鏟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工夫。”
1949年9月，中南海懷仁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各界賢達共商建國偉業。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規定了新中國的國體，確定政體為“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由此確立。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帶領人民不斷探索、不斷實踐，在古老的東方大國建立起社會主義“新房子”的四梁八柱。
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探索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基本經濟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科技、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具體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大地上一經扎根，就顯現出蓬勃的生命力；同時，也在實踐探索中完善和發展。
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影響深遠，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各類風險挑戰交錯疊加。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目光深遠：“制度競爭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方面，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贏得戰略主動的重要優勢。”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繪就全面深化改革藍圖，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作出決定。從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等根本制度，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再到不同領域具有創新性、支撐性的重要制度……覆蓋13個方面的制度，構筑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圖譜，奠定了“中國之治”的制度基石。
制度優勢是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新時代十多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攻克了許多長期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事關長遠的大事要事，彰顯的正是“中國之制”的治理效能——
在脫貧攻堅的“大戰”中，建立中國特色脫貧攻堅制度體系，形成五級書記抓扶貧、全黨動員促攻堅的局面，黨政軍民學勁往一處使，東西南北中擰成一股繩，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
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考”中，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持續推動經濟體制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激發發展活力，推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臺階；
在科技創新的“賽場”中，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結合起來，不斷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把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國之制”彰顯的強大治理效能，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國式現代化，一個值得我們自信的偉大事業。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深融匯其中。“我們已經走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之路，只要我們沿著這條道路繼續前進，就一定能夠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毫不動搖堅持和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時俱進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就一定能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續寫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創造“中國奇跡”的精彩篇章。（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劉同華 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