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時間:2026-05-08 08:56:15
“非知之難,行之惟難”出自唐代魏徵的《十漸不克終疏》,原文為“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意思是知道一件事不難,難在實行;實行不難,難在善始善終。貞觀年間,出于對社會安定和國家富強的考慮,魏徵寫下了這篇奏疏,受到了唐太宗的重視,稱贊這篇奏疏是“詞強理直”,下令把奏疏“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
“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這句話作為成文,雖然出自于魏徵,但是類似的表述以及背后所蘊含的道理,卻是早已有之。在中國最早的政令文集《尚書》中有一篇“說命”,記載的是商代名臣傅說向商王武丁講述治國安邦道理的事跡。其中傅說就有這樣一段話:“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其核心大義是指懂得道理并不難,難的是將道理付諸實際行動,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知行關系的本質,成為歷代賢達之士躬身踐行的核心準則。
《禮記·中庸》明確提出了儒家關于治學方法的經典論述: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將“篤行之”視為學習的最終目的。中國哲學的傳統非常重視實踐,可以說,實踐智慧一直是中國哲學的主體和核心。儒家自孔子以來,更是強調哲學作為實踐智慧的重要性。孔子提出“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將知與行作為修身治國的基礎。不唯如此,孔子還主張“為政以德”,申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都是強調了實踐行動對于為政、養德、修身的重要性。孔子一生顛沛流轉、周游列國,就是以實際行動在“弘道”,希望能夠喚起更多人的道德意識,讓他們擔負起任重而道遠的使命。
從春秋時老子《道德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到戰國時荀子《勸學篇》“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再到清代學者金纓的《格言聯璧》“日日行,不怕千萬里;常常做,不怕千萬事”……無一不是追求實踐之功、注重實行之舉。
顧炎武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經學家和史地學家,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論斷影響極為深遠。縱觀顧炎武的思想和行狀,“經世致用”的實踐特征非常直觀。在各地游學期間,顧炎武就致力于探索“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注重輯錄山川、地理、農田、水利、兵防、物產、賦稅、交通等資料。終其一生,顧炎武堅持“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的學生在《日知錄序》中評價他:“先生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這段話不僅展現了顧炎武“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治學精神,更道出了其將學術研究與經世致用相結合的治學路徑。
“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通觀古往今來仁人志士所以能成大功業者,無一例外,都是行之以漸、持之以恒,力求達到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高度統一,正所謂“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
知行合一、真抓實干,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倡導和堅持的務實品格和精神特質,是黨領導人民不斷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勝利的重要保證。
1942年,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毛澤東同志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
什么是理論?什么是理論家?當時,黨內曾有錯誤認識:上了書的就是對的,書本上的話就是理論,誰背書多、背得熟,誰就是“理論家”。因此,部分人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列主義,為了單純學理論而去學理論。
在報告中,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的關系比作“箭和靶的關系”,批評“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里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愿意放出去”。他深刻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為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科學”。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任何離開實踐的認識和理論都是空洞的、無用的,只有處理好知和行、說和做、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在實踐中苦干實干,一步一個腳印地把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變成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精神力量與物質力量,才能最終達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回望崢嶸歲月,從“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呼喚,到“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的宣示;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誓言,到“林縣人民多壯志,誓把河山重安排”的壯志;從小崗村的紅手印,到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百余年黨史長卷中,哪一頁不寫滿了拼搏與犧牲?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哪一步不標注著勤勉與奮斗?馬克思主義不是書齋里的學問,而是在廣袤中華大地上被反復檢驗和發展的行動指南。將思想與實踐相結合,把理論的能量轉化為行動的力量,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劈波斬浪、勇毅前行,戰勝了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黨員干部要在知行合一中主動擔當作為。他引用戰國趙括“紙上談兵”、兩晉學士“虛談廢務”的歷史教訓,告誡黨員干部,一個人如果不注重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工作中、落實在行動上,即使他“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也不能說達到了學習的最終目的;強調“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必須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
堅持不懈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密碼之一。打贏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創造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嫦娥攬月”“北斗組網”“天問探火”“蛟龍入海”,重大創新成果接連不斷……新時代以來的非凡歷程,既是一個在偉大時代和實踐中創立科學理論的進程,也是一個將“徹底的理論”轉化為“物質力量”的進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指引下,我們黨團結帶領全體人民以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和真抓實干的實際行動,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十五五”時期,越是形勢復雜、任務艱巨,越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各種不確定性。必須深刻認識到,貫徹新發展理念,決不能停留在口號上,“講得頭頭是道,做起來輕輕飄飄”,關鍵在于行動。知行合一方為真知,要深刻領會新發展理念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要求,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堅持為民造福的價值導向,弘揚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不斷破除來自思想上、制度上、利益上的各種阻礙,真正把新發展理念落實到決策、執行、檢查各項工作中,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劉同華 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