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選舉產生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
開啟黨的紀律建設新階段
1927年4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湖北武昌第一小學舉行開幕式。圖為中共五大開幕式會場舊址外景。 本報記者 張梓健 攝
江城武漢，紅色熱土，因水而生，因史而名。
在武漢革命博物館常設展覽中，一張瞿秋白和夫人楊之華的合影常常引人駐足。照片里，瞿秋白身著中山裝，楊之華身穿旗袍，兩人神情溫和地站在一起，背景是幾幅宣傳畫。引人注意的是，照片兩側分別留有手書：右上方是“青天白日中山裝，赤色大會已是五次！”左下方是“最可紀念的一日，一九二七，四，二八，武昌第一小學”。
這些珍貴的畫面和文字，共同記錄了緊急關頭的一次重要會議——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82人，代表全國57967名黨員。“為鞏固黨的一致及威權”，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在黨的建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因黨而生，為黨而戰。百年來，紀檢監察機關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初心使命一脈相承、歷久彌堅。黨的十八大以來，紀檢監察機關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堅守政治機關定位，為服務保障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管黨治黨的重要力量。
百年征程，使命如一——
“為鞏固黨的一致及威權”
廣州越秀，文明路194—200號，一座4幢相連的米黃色3層騎樓建筑歷經滄桑、迎風矗立。
1925年，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地方紀律檢查機構——中共廣東區委監察委員會在這里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監督機制的最初嘗試。中共廣東區監委為中共廣東區委下設機構，由林偉民任書記，楊匏安、楊殷、梁桂華等為監委委員。
當時，黨員人數在大革命浪潮中迅猛增長，國共合作后統一戰線內部分化加劇，加上工人運動風起云涌，給黨的紀律建設提出了新課題、新挑戰。在作為革命大本營的廣州，中共廣東區委面臨的問題顯得更加突出。中共廣東區監委成立后，嚴肅處理了一批違紀分子，嚴明了黨的紀律，純潔了黨的隊伍。
“在省港大罷工中，中共廣東區監委有效發揮了作用，包括查處省港罷工委員會會審處主任譚華澤。他是林偉民昔日的老朋友、老上級，后來蛻化變質，公然營私舞弊、接受賄賂、縱容走私，最終受到嚴肅處理。”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黨總支書記李嵐介紹，中共廣東區監委在維護黨的紀律方面做了開創性探索，加上當時共產國際帶來的蘇聯共產黨設立監察機關的經驗，在客觀上為中央成立紀律檢查監督機構提供了借鑒。
大革命時期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時期。據統計，黨員人數從四大時的994人猛增到五大時的57967人。黨員隊伍的擴大，難免混進一些投機分子，他們趁革命高潮之機撈取個人利益。隨著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發生，那些投機分子和一些意志薄弱、信仰動搖的不堅定分子，紛紛登報退黨，甚至公然叛變投敵、出賣黨的組織和同志。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成立維護黨的紀律的專門機構，已經成為黨的建設發展的緊迫任務。
1927年5月9日，黨的五大的最后一天，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由7名委員、3名候補委員共10人組成，王荷波任主席，楊匏安任副主席。五大結束22天后，中央政治局受黨的五大的委托，制定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專列“監察委員會”一章，明確指出“為鞏固黨的一致及威權起見，在全國代表大會及省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并且明確規定：“凡開除黨員須經隸屬之支部大會及省監察委員會決議及得省委員會之批準方能生效”。
“為鞏固黨的團結和統一、維護黨的權威、純潔黨的隊伍、嚴格黨的紀律，必須有相應的機構專司監督之責。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成立，開啟了我們黨監督執紀的新階段。”武漢革命博物館黨委書記、館長萬玲表示，五大黨章專列監察委員會并明確其首要職能為“鞏固黨的一致及威權”，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制度自覺，更是在生死存亡關頭的一場關鍵的自我革命。
黨的五大閉幕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一項決定要求：凡是涉及開除黨員的問題，要由組織部門通知監察委員會共同來作決定。這表明中央監察委員會開始履行其工作職責。百年征程，波瀾壯闊。黨在自我革命的偉大歷程中創建與發展了紀檢監察機構，并始終把紀檢監察工作作為黨的一項重點工作常抓不懈。
敢于擔當，維護鐵律——
“黨內紀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視政治紀律”
黨的五大召開之時，革命形勢已相當嚴峻。大會召開的第二天，即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革命先驅李大釗從容淡定地在敵人鏡頭前留下最后一張照片后，登上絞刑臺慷慨赴義。那一年，他38歲。
越是形勢嚴峻，越要紀律嚴明。黨的五大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指出：“本黨最近一年半以來，已變成了真正群眾的黨”“革命之深入，在本黨面前提出了迫切的任務”，黨在迅速發展情況下如果沒有完備鞏固的組織，則“隱藏著很大的危險”。
黨的紀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紀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紀律，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的重要基礎。黨的五大第一次提出“政治紀律”概念，明確把維護黨的政治紀律作為紀律檢查工作的重點，《組織問題議決案》強調“黨內紀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視政治紀律，不應將黨的紀律在日常生活中機械的應用”。政治紀律，由此成為黨的紀律建設的重要內容，始終常抓不懈。
黨章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章程，也是總規矩。五大黨章明確“嚴格黨的紀律是全體黨員及全體黨部最初的最重要的義務”，詳細規定對黨員個人進行處分的種類，首次在黨章中規定對黨組織的處分種類，并明確審查黨員和黨組織違紀行為的程序。五大黨章對紀律的新規定，使黨的紀律工作進一步規范和強化，體現了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的需要和對黨員的嚴格要求。
中央監察委員會成立后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維護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其中包括對未能執行黨的決議或沒有完成工作任務的黨員的問責。從1927年5月到7月，先后嚴肅處分了包惠僧、蕭人鵠、陳九鼎等黨員干部，并審慎穩妥處理王基永等的問題。
1927年下半年，湖北、滿洲、四川、山東等省相繼成立監察委員會。在滿洲，中共滿洲省監察委員會成立后，和滿洲省委一起狠抓“改造并發展黨組織”工作，對各地黨組織進行清理和整頓；在山東，中共山東省委在濟南召開會議成立監察委員會，著力加強監督、嚴肅黨紀……各監察委員會在白色恐怖形勢下認真履行職責，嚴格執行黨紀，嚴肅懲處違紀黨員，為恢復整頓和發展黨組織，加強黨內監督作出了貢獻。
“中共五大設立監察委員會成為中國共產黨在組織建設史上的開創性探索。通過這一制度創舉，黨一方面在組織上清洗了投機分子，另一方面在精神上樹立了忠誠標桿，從而在白色恐怖中守住了隊伍的純潔性與戰斗力。”萬玲介紹，此后，盡管在名稱、職能等方面有過變化，紀檢監察機關始終把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貫穿全過程，把維護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放在首位，用鐵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統一。
絕對忠誠，全面過硬——
“始終做黨和人民的忠誠衛士”
“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知止窮張儉，遲行笑褚淵。從茲分手別，對視莫潸然。”楊匏安曾寫下這首《示獄友》，鼓勵難友們堅守氣節。1931年8月，年僅35歲的他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
上海龍華，是黨的紀檢監察戰線革命先驅英勇就義地之一。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10名成員中，就有副主席楊匏安、委員張佐臣、委員許白昊及候補委員楊培森等4人犧牲于此。此外，主席王荷波、委員蔡以忱、候補委員蕭石月和阮嘯仙也在數年內英勇犧牲。在血雨腥風的斗爭中，10名成員無一人背叛革命，8人先后犧牲，1人失蹤，他們用生命詮釋了對信仰的無限忠誠。
忠誠始終是紀檢監察干部不變的底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紀檢監察隊伍要“始終做黨和人民的忠誠衛士”。從革命年代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成員堅貞不屈，到新時期“身患肺癌仍戰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王瑛，再到新時代被貧困戶稱贊為“比自己孩子還要親”的李夏……一代代紀檢監察干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用實際行動踐行著對黨的事業的堅定信仰，踐行著對黨和人民的無限忠誠。
對黨絕對忠誠是刻印在紀檢監察機關骨子里的基因血脈。紀檢監察機關作為推進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始終傳承“因黨而生”的基因，高舉“為黨而戰”的旗幟，堅定不移正風肅紀反腐，為黨和國家事業平穩健康發展保駕護航。在不同歷史時期，紀檢監察工作始終圍繞黨的中心任務展開，有力保證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落實——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清除黨內的叛徒和貪污腐化分子，捍衛黨組織、根據地政權和紅色軍隊同人民的血肉聯系，有力保障了革命斗爭最終勝利；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迅速掃清執政環境下黨內滋生的腐敗習氣和驕橫作風，為黨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破除阻礙；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促進撥亂反正，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加強黨的建設，打擊經濟領域中的嚴重犯罪活動，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為改革開放提供堅強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紀檢監察機關自覺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為指導，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深入開展正風肅紀反腐，切實維護群眾切身利益，不斷深化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水打山崖，風過林海。李大釗曾說：“黃金時代，不在我們背后，乃在我們面前；不在過去，乃在將來。”新征程上，紀檢監察機關要更加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持續發力、縱深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在新的趕考之路上不斷書寫紀檢監察事業新篇章。（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薛鵬張梓健自湖北武漢報道）
心聲丨丹心鑒“公忠”
楊匏安是我的爺爺。我與爺爺雖未曾謀面，但透過長輩們的講述和翻閱歷史資料，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是如此清晰而巍峨：他是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后，高呼“死可以，變節不行”。“公忠不可忘”是爺爺詩中的一句，更是他一生矢志不渝的信仰與寫照。他用短暫而光輝的一生，為后人樹立了一座紀檢監察干部的精神豐碑。
這座豐碑的鑄就，源于他在嚴酷考驗下的絕對忠誠。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爺爺在國民黨擔任要職，每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他卻將絕大部分收入交給黨組織作為活動經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爺爺上了敵人的通緝名單，但是他毫不畏懼，參加八七會議后，便馬不停蹄南下廣州等地開展工作。同年年底，他受到不公正的留黨察看處分，被派往南洋新加坡一帶開展革命工作，他忠實執行黨的工作安排，毫無怨言。在南洋期間，爺爺寫下《寄小梅》一詩，“公忠不可忘”正是其中的錚錚誓言，也是他對黨最真誠的表白。
1931年，爺爺在上海被捕，得知消息后的蔣介石，親自寫信、打電話勸降，并許以高官厚祿。面對這一切，爺爺給出決絕的回答：“我從參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變節不行！”在獄中，爺爺寫下一首就義詩：“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知止窮張儉，遲行笑褚淵。從茲分手別，對視莫潸然。”爺爺即使在生死關頭，念念不忘的依然還是對黨的忠誠。這種寧可犧牲也不變節的精神，樹立了中國共產黨紀檢監察干部最初的精神標桿。
這份“公忠”，也深深影響著我們后人。“公家的錢，一分一文都不能要”，這是我從小就印象深刻的一句話。1925年省港大罷工時，省港罷工委員會在我們家的祠堂給工人發放各界捐款。我的父輩們那時還小，也跑去看熱鬧，在被丟棄的裝捐款的麻袋里撿到了兩塊硬幣，爺爺發現后立刻告訴他們：“這是公家的錢，一分一文都不能要”，并讓他們把錢送回去。
這種對公私界限的堅守，也化作了生命最后時刻的殷殷囑托。爺爺在就義前托人帶出了一張便條，告誡我們不能接受“舊識”（國民黨反動派）的財物，上海若不能生活就立即南返回老家。雖然只有寥寥幾句，但詮釋了我們“忠、孝、廉、節”的祖訓，這是他留給我們后人的寶貴精神遺產。
爺爺的個人氣節，并非孤例——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成員無一人叛變投敵。這絕不是巧合，在革命處于低潮、白色恐怖最嚴重的年代，這些人為何能夠如此堅定？答案在于：他們把紀律視為生命線，將對黨的忠誠化為不可動搖的信仰。正如爺爺詩中所言：“相期一節全”，他們相約保全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氣節！
今天，黨員們面臨的誘惑與考驗依然嚴峻。首屆中央監委委員們就義前的慷慨高歌，是在告訴我們每名黨員：忠誠是共產黨人必須具備的優秀品格。對黨絕對忠誠，永遠是黨的生命力與戰斗力的源泉。（楊峻）
特寫丨紅巷回響
紅巷，是湖北省武漢市都府堤的“新名片”。這條400多米的街道，因集中了武漢革命博物館下轄的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中國共產黨紀律建設歷史陳列展等5處紅色場館，成為武漢知名度最高的“紅色一條街”，故被稱為紅巷。作為黨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誕生地，這里每天都有大量觀眾慕名而來，學習感悟中國共產黨加強紀律建設的非凡歷程。
在武漢革命博物館采訪結束后，出口處的觀眾留言簿吸引了記者。翻開這些“學習筆記”，字跡或稚嫩或遒勁，內容或簡單或豐富——
“這個展好，能了解黨走過的路”“一路走來不容易，能實實在在感受到變化”“全面從嚴治黨護著咱們老百姓，日子越過越舒心”“黨風政風越來越好，歪風邪氣少了，干部真心為群眾辦實事，這就是全面從嚴治黨帶來的實惠，老百姓打心底里擁護”……一句句留言，橫豎撇捺間滿是人民群眾對黨風政風持續向好的真切感受。
“踏實”是留言簿里的高頻詞，很多觀眾不約而同用這個詞來表達心情。一位現場觀展的老人告訴記者，“看完展覽心里特別暖。全面從嚴治黨管得嚴、風氣正，咱們老百姓過日子就越來越踏實。”
近年來，武漢革命博物館的參觀數據連年攀升。館長萬玲告訴記者，2023年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接待觀眾37萬余人，2024年增至57萬余人，而在去年達到了67萬余人。越來越多的人走進這里，既是為了追尋1927年那個緊急關頭的不凡歷史，也是為了在歷史鏡像中，見證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清風正氣。
為了讓嚴肅的紀律建設史“活”起來，武漢革命博物館不斷進行嘗試：告別枯燥說教，運用實景復原、多媒體沉浸式講解，在展館內打造《歷史的回望》《監委主席王荷波》等情景劇，將舊址變成黨史的“實景舞臺”，把歷史講得鮮活易懂……“講解員介紹背景、演員演繹實景，這種身臨其境的深度體驗更能直抵人心。我們希望紅色故事不只進入觀眾的耳朵，也要進入觀眾的心靈。”萬玲說，這樣的設計受到觀眾喜愛，一位觀眾曾在留言簿中寫道，“情景劇讓我熱淚盈眶，想起十多年前入黨宣誓的情景，謝謝你們”。
有人說，中國最大的博物館就在博物館之外。從館內的治黨探索到館外的風清氣正，全面從嚴治黨的不變初心，燭照過往，輝映未來。走出紅巷，帶走的不僅是對歷史的記憶，更是奮勇前進的力量。（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張梓健薛鵬自湖北武漢報道）